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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农业改革:“芈月”背后的强秦之基

    持续热播的电视剧《芈月传》有这样的桥段:

      公元前325年,在一番惊心动魄的宫斗中,怀孕中芈八子遭遇政敌暗算,突然早产,在半昏半醒、疼痛难忍的状态里,以惊人的毅力诞育了一位王子。这个孩子,十几年后,登上了秦国政坛的巅峰,他就是秦昭襄王。在他治下,秦军连克六国,所向披靡,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军事基础。

      秦昭襄王出生的时候,父亲秦惠文王给他起名为“稷”。在《说文解字》里,“稷”被视为“五谷之长”。因而,“稷”不仅灌输了秦国统治者重视农业发展的治国之道,更寄托了这样的理念:无论是秦国在军事上、政治上的强势,还是“芈月”晋升为宣太后,临朝执掌大权期间所表现出的自信,都是秦国走上强盛之路的真实写照,而这一切,都离不开几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业改革和进步。

      从“初租禾”到“开阡陌”

      战国初年,秦国控驭的关中地区,虽然土地肥沃,劳力充裕,但仍被关东六国视为“夷狄”。什么会盟啊,称王啊,都不带秦国玩。他们的理由是,秦的礼乐文化和制度建设都落后许多。因此,秦国统治者对变革和富强的追求从未停歇,其中的核心话题,就是经济体制。在以农立国的时代,土地制度当然是焦点。

      秦入关中之初,实施一种叫“爰田制”的土地制度。既吸收了西周“井田制”的一些要素,将国家控制的“井田”分为公田和私田,并对井田征税,又摒弃耕种时“公田优先”的传统,主张“爰土易居”,充分考虑田土之美恶、劳逸之均衡,负担之平等,有利于调动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。

      不过,随着铁犁和牛耕的广泛使用,秦国和关东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骤增。如此一来,贵族们便“漫其经界”,井田外的大量荒地得到开垦,粗放经营,而这些新垦土地并未纳入国家控制的“井田”范畴,从而成为贵族们的私人领地。非但周天子,就连秦国国君都无从管理。时间一长,不仅使秦国少了一块赋税收入,而且会增强贵族们的经济实力,对秦国国君的权力构成威胁。

      于是,秦国国君主动出击,做出了第一次改变。公元前408年,秦简公首次在全国推行“初租禾”。这是一项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施的“初税亩”类似的政策。按照《谷梁传》的解释,此举“非公之去公田,而履亩十取一也,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”。也就是说,“初租禾”是按耕作者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实物田租,相当于对新垦私田“履亩而税”。这样做,把新垦私田纳入国家监管,变相承认了贵族们对新垦私田的所有权。

      “初租禾”虽然让新垦私田有了合法名分,但贵族们毕竟要多缴税,经济利益受到冲击,当然反对。在秦简公(前414年-前400年在位)和秦出子(前386年-前385年在位)统治期间,他们多次发动叛乱,导致君权衰弱,国力下降,关东各国趁火打劫,使秦国日趋孤立。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,使秦国国内进一步改革经济的要求日益强烈。

      秦孝公继位后,重用商鞅推行变法。商鞅在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做出的改革,步子要比秦简公大得多。

      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里说,秦国“用商君,制辕田,开阡陌”!爸圃铩奔词谔镏,就是按照每位成年男子100亩的标准,把土地分配给百姓;“开阡陌”即推倒原先的阡陌、封疆,改变固有的“井田”格局。具体说来,商鞅的改革思路是两步走:

      一是按照更高的面积标准来规划耕地,建立新的土地边界。唐代史学家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记载,“按周制,步百为亩,亩百给一夫。商鞅佐秦,以一夫力余,地利不尽,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,百亩给一夫矣”。如此一来,每亩的边长百步变成240步,单位面积扩大数倍,农民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增加,有利于他们发挥劳动潜能,纳税后剩余的农产品(000061,股吧)也会更多,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这是对“井田”规划的渐进性改变。

      二是改变劳动组织形式。井田制分为公田和私田,集体协作成为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。而铁犁、牛耕的应用提高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效率,使农业生产中集体协作的必要性下降。集体协作过程中“滥竽充数”的偷懒现象则日益凸显。于是,商鞅以“开阡陌”的方式取消了共耕“公田”的劳作模式,通过构建全新的土地分配格局,使农民名下有了固定土地,形成了个体农民经济以及农民对土地的强烈依附。虽然分散,虽然单干,但在当时的经济状态下,效率更高,更符合秦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。

      商鞅“废井田开阡陌”的大动作意味着,改革并非小修小补,而是刮骨疗毒,是伤筋动骨,是壮士断腕,是打破一切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桎梏。在战国七雄里,只有秦国做到了,做得最彻底,收益也最大。

      事实上,开阡陌是为了实现授田,而这一切只是手段,目的就是要使耕种者成为依附于农地的自耕农,既能“充实公仓”,又能“为上忘生而战”。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都有了靠谱的来源,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国家的耕战资源,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

      “令民归心于农”

      商鞅并非农学家,他的眼光也非局限于农业一隅,而是将重农与重战统一起来,通过发展农业来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,适应日益残酷的兼并战争。因此,他把“令民归心于农”作为“治国之要”,千方百计地让老百姓(603883,股吧)看到务农有利可图,从而“尽力于农事”。为此,他又主持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:

      公元前359年,秦国颁布“分户令”,规定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,倍其赋”。用这种拆分大家庭的方式,使得每个男性劳动力独立成户,都可按户分得百亩耕地。家庭规模变小,生产单位数量翻番,劳动力资源也得到了进一步挖掘,耕作面积和产量也会随之增加。

      三年后颁布的“垦草令”,宣布鼓励垦荒的20项措施,撤除一切阻碍农业生产的过时政策,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业。秦国地广人稀,尤其是秦惠文王在位期间,疆域急速扩张到巴蜀、陇右、河西等地,尽力垦荒,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,是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。同时,通过垦荒,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,使“民无得擅徙”,实现了对全国人力资源控制的全覆盖。

      除了行政命令外,商鞅还采用经济手段,用赋税徭役调节的方式促进农业发展。通过减轻赋税,做到“征不烦,民不劳”,以此来稳定农业生产;通过调高粮食价格来增加务农收入,从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,正所谓“食贵则田者利,田者利则事者众”。

      此外,商鞅还颁布法令,规定“大小戮力本业,耕织致粟帛多者,复其身,事末利及怠而贫者,举以为收孥”,提倡在农业领域奖勤罚懒,甚至引导种粮大户有机会免役,从而增加农民自由支配的农闲时间,引导更多百姓专注务农,而非经商。

      在商鞅的改革理念里,“耕”与“战”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。而在论功行赏时,不仅战功可以换取爵位,耕种有功也可以加官进爵。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创造性地引入了“入粟拜爵”的概念,只要上交一个额度的余粮,就能换取相应的官职和爵位。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,增加粮食储备,另一方面也给全国务农之人提供了榜样。在“官本位”大行其道的农业社会,“入粟拜爵”是兼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效的刺激措施,将农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富强目标捆绑在一起,这一措施在秦汉时代得以延续。

      当然,商鞅劝课农桑的巨大成效,却是以限制生产要素流动、牺牲工商业发展为代价的。跟关东六国的立国之策相比,有很大不同。于是,战国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:

      临淄、邯郸等城市商业气息浓郁,“摩肩接踵”、“邯郸学步”等成语应运而生,而秦国都城咸阳的商业落后,在战国商业史上籍籍无名,更像是一座城堡和兵营;六国的游士作为客卿纷纷到秦国谋职,但鲜有秦国游士到六国谋职的场景。

      或许,秦国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背离了战国后期的商业风尚。但秦国赢了。其持之以恒并吞六国的宏大气魄和战争机器昼夜轰鸣的不竭动力,正是来自于商鞅的农业改革。

      “好稼!庇搿爸毓钡农业文化

      秦国“重农”政策并未因商鞅惨遭车裂酷刑而终结。亲自下令处死商鞅的秦惠文王,也就是“芈月”的“老伯”,继续奉行商君之法,推动秦国走出关中,不断拓展势力范围。此后秦国历代君主,直至秦始皇,始终坚守“使黔首自实田”的重农政策,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,“好稼!焙汀爸毓钡睦砟,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。

      秦人虽被六国视为“夷狄”,但并非过着游牧生活,这是他们跟义渠人的最大区别!端滴慕庾帧范浴扒亍钡慕馐褪钦庋模骸扒,伯益之后所封国。地宜禾,从禾、舂省。一曰秦,禾名!鼻宕д咄趺⒁赋,“秦地本因产善禾得名,故从禾从舂省。禾善则舂之精也”。既然秦得名于“禾”,那就说明秦在春秋战国以前,已有较为发达的粮食生产。而这一优势,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人农业文明的影响。

      周人尊重农业,以农神后稷为祖。西周长期统治关中地区,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甘谷和天水出土的反映西周秦文化遗存的文物中,出土的陶器与周代陶器形制相似,说明秦文化和周文化有很深渊源。周平王东迁后,秦国接管了惨遭破坏的关中平原,由于与周文化的长期融合,得以顺利吸纳西周故民,恢复农业生产,将周人的农业技术移植到了秦人的社会生活中,从而形成了秦人“好稼!钡闹嘏┓缟。

      这一风尚带来了一个额外收益,就是秦国的流民问题没有关东地区严重!昂眉陴!钡呐└幕,让秦人更乐于安土重迁,不必考虑农业生产以外的营生,这对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大发展是有裨益的。

      商鞅推行的“奖励耕战”的做法,塑造了“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,避害者非战不免,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”的社会状态。而这一做法能够得以坚持,与秦文化中“重功利”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分不开。

      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,完全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,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。内心修养和道德反省,在秦国没有市;人们追求的,不是仁义之兴废、礼乐之盛衰,而是耕作和打仗,因为跟仁义和礼乐相比,耕作和打仗更关乎他们的日常生活。商鞅将人们基本的衣食之需落实到农耕之上,激发秦人通过农耕获取实际收益的积极性,促使更多人口转入农业生产。随着都江堰、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,这种生产潜力一次次喷涌出来,不仅改变了秦国的贫穷面貌,也改变了战国七雄的发展趋势。也正因此,“芈月”才有机会重返秦国权力之巅,让她的“霸星”预言成真。

     。ㄗ髡呶泄嗣翊笱迨费芯克费Р┦,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)来源:财经国家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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